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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十年以后，我的观念就变了。十年光景，我发现最先富起来、最先发展起来的那个地方，就是最先穿喇叭裤、牛仔裤、T恤衫的地方，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广东。当时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从广东省广州市一条叫做“高第街”的街批发出去的。于是我就发现文化和发展其实是有关系的。
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央有一个精神，允许改革开放犯错误，不允许不改革、不开放。因此中央对于地方，尤其是对于东南沿海地区，在某种程度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广东人看到的是闭着的那只眼睛；福建人看见的是睁开的那只眼睛；上海人在琢磨中央下一步会闭哪只眼睛；北京人在议论中央应该睁哪只眼睛，应该闭哪只眼睛。其结果是广东最先发展了起来，福建滞后，上海简直没变化，北京在不停地说话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？文化。民间有个段子，说北京人看所有的人都是地方上的，上海人看所有的人都是乡下人，广东人看所有的人都是北方人，我是湖南人，广东人竟然叫我“北佬”。北京人是中央的，一开口说话就说你们地方上不行。上海话里面外地人即等于乡下人，你在上海坐公交车，如果是站着的话，一定要背着行车方向，否则上海人就会说你外地人，公交车都不会坐。因为背向行车方向站才会让出空间来，而上海的公交车是很拥挤的，你不要霸占人家的地方。到了上海上交公车有人会理直气壮不让座，因为上海的公交车起点有两条队伍，一个是坐队，一个是站队。坐队先上一辆空车，掐着数上。站着的人保证让你上，但是你不能有座位；坐着的人既然花出了时间成本，凭什么让给你？
在北京就会有动员：请哪位同志，给那个大爷、抱小孩的让个座，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，只要站起来就行了。但是上海不会有人动员的。广东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，天高皇帝远，因为它长期和中原不来往，以至于到清代的时候，广东人还不会说官话。有一个故事说广东的官员到了北京，见了雍正皇帝送上了荔枝，说这个荔枝有核，结果说成“无”，雍正就一口咬下去了。所以才下命令说，不说官话，不得参加科举考试。后来成为一个什么结局呢？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广东人说官话。这是说广东人的笑话。说一个广东人到北京去吃水饺，问服务员说水饺多少钱一碗，听进这个服务员的耳朵里就有“睡觉多少钱一晚”，于是服务员就骂他流氓，这个广东人听成了“六毛”，好便宜。在清代从康熙到雍正年间，往广东送一份文件，送到广东的标准时间是56天，如果特快专递，就是当时的八百里加急，也要用27天。你想27天多少事情可能会发生？又没电话，又没传真，又没e-mail，中央政府怎么控制这个地方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而广东人看惯了闭眼，由此创造了一条经验，就是把中央的政策用好、用活、用足，怎么用好、用活、用足呢？也就是看见绿灯你就大胆地走，看见黄灯你就抢着走，看见红灯你就绕着走。这是从广东来的经验。而福建这个地方，打开地图你可以看见，地名不是有安字，就是有平字。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？说明了这个地方是老挨打的，在历史上总是被镇压的地方，习惯地看睁着的眼睛。
那么上海这个地方是什么？它是个工商业城市，上海人是喜欢算计的。他什么事情都要算一遍，上海人有一个口头禅是划算不划算，他们做出判断最简单的选择办法就是划算不划算。讲一个上海人的经典小事，就是上海人买牙膏，一个大支的，一个小支的，然后他会算算大支有多少克，小支有多少克。所以他总会琢磨下一步会睁哪只眼睛。
北京人是皇城之下，什么事情他都最先知道，知道以后他就会告诉别人。所以他就要聊天、侃大山。要了解北京，最便捷的办法，就是下了飞机打一出租车，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和司机聊。他是天上知一半，地上全知道。党的十六大以前我到北京。我刚坐下，人家就问：
“您来了？”
“出差。”
“干吗呀？”
“开会。”
“十六大？”
“不是。”
“我看也不像。知道开会的结果吗？”
我说咱不谈这个，行，说什么？萨达姆，他也知道。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所以你去看“的士”，广州的的士司机是不聊天的，上海的的士司机也是不聊天的，但是会比广州的多聊一点，你一坐上，他跟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请系上安全带，不系也可以，罚款你自己掏。北京的司机是肯定跟你聊天的，成都的的士司机不跟你聊，他把对讲机拿起来，跟别人聊。
我下面的问题是城市有个性吗？我讲一个笑话，有四个太空人，空投到中国，来到了四座城市。第一个太空人来到北京，马上就有北京居委会的事儿妈拿起电话来，说：公安局，天上掉下来一个特务。第二个太空人掉在上海，上海人看了以后挺高兴，这个东西好好玩，这个东西好好看，这个东西应该送到动物园去卖门票，一张票可以卖50块。第三个太空人掉到了广东，广东人说没有吃过这个东西，煲汤。第四个太空人掉在了成都，成都人说师兄，来来来“三缺一”，打麻将。
这个段子实际上告诉了我们这四座城市的性格。我们说城市，实际上城市是由两个概念合成的，这就是城和市。城是什么呢？城就是政治中心，它的特点是有墙和门。甚至城这个字的本意就是城墙。而北京一直是一个政治中心，是一个最典型的城。最当中的一圈叫紫禁城，是老百姓的俗称，学名叫“宫城”，紫禁城外面一圈是皇城，皇城再外面一圈是京城。京城又分内城和外城，外城是明代开始修的，后来由于经费不够，没有形成一个包围圈，在南端就结束了。京城九个门，所以清代北京的首都司令的官衔是九门提督。北京就是一圈一圈，一城一城的门。城里面还有很多的墙，比方说四合院，都是一圈一圈的。所以北京人的性格特征是“圈子意识”。对于北京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你是不是北京人，而在于你是哪个圈的。比方说主持人就是影视圈的，像我就属于学术界的。一个圈和另一个圈是不发生关系的，圈子外的人是进不来的。所以到北京落脚生根最重要的，就是要进入一个圈子，如果你进入不了一个圈子，你就在那里飘着，叫“北飘”，现在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词，是北京这个城市的文化特征。
上海我称之为滩。上海有没有城？有，上海是中国建城最晚、拆城最早的一个城市。而且上海城的形状很奇怪，是圆的。在上海的人民路有一条路是环形的，那条路就是上海原来的旧址，没有边界，没有隔断。而且它一条路可以从东到西很长很长。在上海打的士要说两条路。我有一次在上海陪重庆来的人，他们要去泡酒吧，我说我带你们去，坐到的士车上我就说淮海中路衡山路，意思就是淮海中路和衡山路交界的地方。上海是一个铺摊子的做法，所以上海人的文化性格是“滩头意识”，就是一种个体意识，人与人之间是分得清清楚楚的，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不热情。上海人最标准的口头禅，就是“关你什么事”。我今天穿了这件衣服了，你过来看，你说：你怎么穿这件衣服？上海人会说关你什么事。换成北京人会说方便、随意，能讲出很多。北京人的口头禅就是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个小品的题目“有事您说话”。为什么北京人是这样？因为他有能耐，什么都能弄来，他的圈子大。而且要注意，北京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只会在他的圈内说，绝不会在他的圈外说。而且你在北京如果对北京人不客气，问路都问不来。比如你见一老人，非常大声地跟人家说，那个地方怎么走？他不伺候，你得说大爷往哪儿走？他才能告诉你。
东北人最热情，热情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们没有第二人称。比方说他要问你，你家住哪儿？他不会这么问，他说咱家住哪儿？所以碰到东北人问咱爸身体好吗？那是问你爸爸。
到北京人家去做客，你说：“五点半了，告辞。”“别介，别介，咱们接着侃，就在我这儿吃饭，我锅都刷了。”到了八点半还没动静，你说八点半咱们还不吃饭，他说真吃啊你，你说锅不是刷了吗？他说我面还没买呢。
上海人则不一样，上海人会告诉你，五点半了，要吃晚饭，就在我们楼下有间卖生煎包的地方，又好又便宜，你自己吃去吧。但是上海人爱管闲事，我有一次在上海坐公交，我拿着地图看怎么转车。马上有一个上海人凑过来了，问你到哪里？我说我到哪里，上海人说你坐一个车，原地换某某路车就到你要去的地方了。讲完以后，前面一个上海人说不要听他的，说你坐这个车坐到某某站，过街就到了你那个地方。我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？那个上海人说，他告诉你的没有座位，我告诉你的这个方案是有座位的，你前面的路还很长，没有座位是不好的呀。你不说他热情，为什么？上海人精明，做哪一件事情都要做精明的计算，他这时候在车上没得算，就帮你算，全当智力游戏了。
我到北京后，人家问我北京的感觉怎么样？我说八个字――气象非凡，诸多不便。没有一件事是方便的，我打一个车在立交桥上转个圈跳两次表，如果这时候手机没电了，想找个公用电话都找不到，至于他们吃的那些东西，真让全国人民都心疼。吃什么，酱黄瓜，就拿点黄瓜一蘸就行了，很简单。北京人还吃干方便面，加一个火腿肠就是一餐。虽然他的物质生活是那样的简单和粗糙，北京人过得有滋有味。北京的特点就是大气，他在处理日常事务、人际关系的时候，都做得非常的“大气”。比如上海挤公共汽车，你踩了人家的脚，上海人会骂“你眼睛瞎了”；成都妹子骂得嗲一点，“挤啥子，挤啥子，挤火葬场还要派个专轮子”；北京人怎么说呢？“别挤了别挤了，再挤就成相片了。”
那么广州呢？我对广州的定位是“市”，广州是最市场化的，在广州只要有钱，你能买到任何商品和服务；在广州任何商品和服务都要用钱买。有一种说法叫“食在广州”，还有一种说法叫“吃在成都”，这是两个概念。成都人所说的吃，是在家里吃完后，还要到外面吃点东西。而广州是任何吃的东西，你都能到街上去吃，完全市场化了。最典型的是早茶，成都人也吃早茶，老成都人一清早就出门去喝茶，而且成都的茶水也极其便宜，现在三块五块钱就能喝一碗茶，一把竹椅，一张竹几，点根烟，拿着报纸，却不吃东西。扬州人是喝完茶以后点上点东西，而广州人是名为吃茶，实为吃东西。所以人家嘲笑成都人喝茶喜欢摆谱，三块钱一碗茶喝到最后都白了还不走，把服务员叫来，服务员认为他要点点儿东西呢，而他向服务员要牙签。你再看广州的方言，比方说广州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拍拖，没有领到结婚证女孩就怀孕了，这个时候女方的家长就找到了男方，说你要“埋单”，这就是一种市场化的语言。广东人道谢怎么道，“唔该”，我帮助了你还说“唔该”，意思就是说我这么一点点小事不该麻烦你。没关系怎么回答？“湿湿碎”，就是湿柴火和碎银子的意思，意思就是我给你的帮助不值几个钱，全部市场化了。
成都这个城市我刚才讲过，一天24小时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把你空投下去，你都能看到有人在打麻将。他家死人了，首先把麻将桌准备好。三鞠躬以后就去打麻将。成都地区所有的宾馆，房间稍微好一点，就会专门有一个麻将屋。要套房不是多个客厅，而是多个麻将屋。办丧事最奇怪的还有长沙，其他地方办丧事是放哀乐，长沙是放流行歌曲，大家走过来向遗体三鞠躬以后，收录机就打开了，“记住我的情，记住我的爱”，后来想想也对，人都死了，你别忘了我。这个唱得也挺合适，最后唱到“路旁的野花，你不要采”，这个时候吊丧的人要一起合唱“不采白不采”。这说明了长沙人的文化个性是非常开朗的。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哭哭啼啼的，我们高高兴兴地送他走，让他高高兴兴上天堂，我们活得快快乐乐的，我们的亲人才能安息。
成都人吊唁的时候在打麻将，炒股的时候也在打麻将，做生意时你来买东西，他会把买东西的人叫来看牌，而他去拿商品。最让人想不通的是，他们到深圳来旅游，找一家酒店开一间房，立即开始打麻将，打上五天麻将以后立即坐飞机回去，这样，他就认为已经旅游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这个城市实在是天赋条件太好了。成都人找我说要做个城市名片，我说名片很现成，“上帝最宠爱的城市”。
你想想南京遭多少罪，一次一次的屠杀，一次一次的战乱，任何政权在南京建都都是短命运，南京专门培养亡国之军。所以我说南京最大的特色建设就是坟墓。
武汉是个多苦的城市，冬天冷得要命，夏天热得要命。上帝实在是不宠爱武汉，给它安排了这样一个地形，北边是汉水，到了夏天的时候南风吹不进来，到了冬天的时候北风往里灌。最糟糕的是冬天室内比室外冷，夏天室内比室外热。所以就造成了武汉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。在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的那个时代，武汉人都把竹床、竹椅搬到街上睡，男人就穿了一个大裤衩，女人就穿一个小背心。我都这样子出去见人，我还有什么畏惧的，所以武汉人的性格是直来直去。武汉人开始很难打交道，因为他说话很难听。但是你真跟他成了朋友，那个铁哥儿们是非常义气。武汉人管哥哥叫“拐子”，“拐子”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拐棍，就是江湖老大的意思。说什么天上九头鸟，地下湖北佬。什么叫九头鸟？就是生命力顽强，九个头等你砍，等你砍到第九个的时候，他的第一颗头又长出来了。
成都则非常安逸，一无天灾二无人祸，沃野千里，四季如春。你拿一只筷子在成都插下去，就能长出一棵树来，整个土地肥得流油，而它又是一个盆地，周边是贫困的山区，丰富的物产无法流出成都，只能就地消费，因此物价低，周边贫困地区的山民要到成都来讨生活，因此劳务价低。物价又低劳务价又低，生活怎么会不滋润、不安逸呢？所以成都一位清洁工承包一个路段给他400块钱，他不会去弄，他会花200块钱请一个民工来干。那200块钱他拿去干什么呢？第一件事就是打点小麻将，成都麻将是没有东西南北风，可以玩得很快，不停地糊，不停地洗牌，输了一次就一毛钱。这叫小麻将。第二件事是吃点麻辣烫，一毛钱一串。节假日你还可以到成都郊区的农民家里去吃两餐饭，农民养的土鸡、土鸭，池塘里的活鱼，地里的新鲜蔬菜，农民自己磨的豆腐，给你很丰富地办两桌，你在那儿喝茶、打麻将、钓鱼、摆龙门阵，你知道多少钱？十块钱。如果大家一起去打八折。日子太好过了，所以他养成了一种洒脱的性格。几个成都人到上海去玩，看了外滩以后，要打一个的士去浦东。上海人好心地说，你从外滩打的士到浦东不划算，要好几十块钱，不如坐公交，通过隧道、摆渡过去。成都人则不在乎这点钱。因为他那里东西便宜。比如说一个人有100块钱，上海人花到50块的时候就不花了；成都人花到90块的时候会说还有10块钱，可以买100串麻辣烫，为什么不花？
城市的个性是由历史的、地理的、经济的各方面的原因决定的。在北方问路说东西南北，在南方问路说前后左右。因为北方城市都是方方正正，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是正东正西、正南正北，而南方是七拐八弯，只能说前后左右。
北方人吃面，南方人吃米；南方人睡床，北方人睡炕；南方人坐船，北方人骑马；南方人唱曲，北方人唱歌，甚至打架都不一样，南方打架用拳头，北方打架用腿，叫南拳北腿；南方挤，用腿伸展不开，北方是一马平川，好汉打架跳出来一腿踢出去能踢出二里地！甚至男人和女人有暧昧关系，在南方叫有一手，在北方叫有一腿，这是地理的原因。
还有一个就是历史的原因。说到历史的原因就要说到深圳了。在我们今天来看，20世纪上半叶，开放的窗口是上海，20世纪下半叶开放的窗口就是深圳。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深圳已经成了改革开放的代名词。
深圳这个移民城市是自觉的的移民，所以深圳能够在短期内，聚集起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各路英雄，到这里大显身手，由此造就了中国唯一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。深圳没有深圳话，它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。年轻的优点是什么？朝气蓬勃、充满生机活力、前途无量；缺点呢？积淀不够，没有多少本钱。因此我可以坦率地说，它也是脆弱的。那么它所需要的，就是当年上海的那种大开放和大气势。
（摘自《名家论见》，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，定价：35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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